上周，美國政府確定了對多個國家和地區征收“對等關稅”的稅率。美國一些人試圖通過行政手段重塑國際貿易格局，其深遠影響將大大超出始作俑者的預期。極限施壓舉措雖然短期內榨取了些許利益，卻嚴重透支了美國的國家信譽。從某種意義上講，美國的霸凌行徑給全球加速“去美國化”進行了一次廣泛的思想動員。

7月3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宣布上調從近70個貿易伙伴進口商品所適用的從價關稅稅率。白宮發布的信息顯示，絕大多數貿易伙伴的商品在進入美國市場時將適用從10%至40%不等的關稅稅率，新的關稅稅率將在行政令發布7天后開始實施。

今年以來，美國政府宣布所謂“對等關稅”，片面強調“美國吃虧論”，以極限施壓陷全球經濟發展于險境，嚴重沖擊了全球貿易、投資、金融體系，為世界經濟復蘇蒙上陰影。近期，美國還聲稱與多個經濟體達成貿易協議，似乎極限施壓取得了效果。不過，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意識到關稅對自身利益造成的損害，而那些被迫讓步的國家、地區并非心甘情愿接受美國的脅迫，全球各方正積極尋找替代方案來應對美國加征關稅的沖擊。時間越久，對保護主義損害各方利益的本質就看得越清，不斷加速全球“去美國化”，進而對世界經濟走向產生長期影響。

美國加征關稅以減少貿易逆差、保護國內產業并推動制造業回流的目標難以實現。關稅作為價格干預工具，在抬高進口商品成本的同時，并未解決美國本土制造業面臨的勞動力短缺、基建成本高等結構性問題。這導致制造業回流進度顯著滯后于政策預期，供應鏈調整也推高了本土企業的生產成本。同時，關稅成本通過價格傳導機制主要轉嫁至美國消費者，削弱了居民實際購買力，與美方一些人聲稱的“保護民生”目標相去甚遠。

加征關稅舉措破壞了現行多邊貿易體系的非歧視原則，可能導致全球貿易量系統性萎縮。加征關稅不僅推高跨國交易成本，更迫使企業重構供應鏈，從追求效率的經濟全球化布局轉向強調安全的區域化配置。產業鏈的區域化重組雖能規避部分關稅風險，但必然伴隨資源配置效率的損失，這種效率折損最終體現為全球范圍內的通脹壓力，即使是美國也無法置身事外。

同時，現代制造業依賴高度專業化的全球分工，中間品跨境流動構成價值鏈的核心紐帶。美國對零部件和半成品加征關稅，直接抬高了本土制造業的投入成本。汽車、電子等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的行業受影響尤為顯著，其生產成本的上升不僅削弱國際競爭力，更可能引發投資縮減與產能轉移。即便未來關稅政策調整，企業為規避政策不確定性建立的冗余供應鏈也將持續推高運營成本，而這正是美國國家信譽透支以后產生的惡果之一。

當美國單邊行動削弱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有效性時，不僅改變貿易流向，更將重塑國際經貿規則體系。當更多國家采用本幣結算、共建區域產業鏈時，傳統以美元和美國市場為核心的貿易體系面臨根本性挑戰，長期可能加速多極貿易格局的形成。當世界開始繪制“沒有美國”的貿易版圖時，華盛頓的霸權根基已然動搖。

美國在1930年實施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曾引發全球貿易大幅萎縮，將世界拖入大蕭條。近百年后，美國政府挑起的關稅戰已觸發相似風險。今年4月下旬，世界貿易組織預計2025年世界商品貿易量將下降0.2%，比“低關稅”基線情景下的預期低近3個百分點，“如情況惡化，全球貿易量可能會進一步萎縮”。

但是也要看到，今時今日，覺醒的“全球南方”已不再如當年那般被動承受，而是主動重構規則，開辟新天地。當歐盟車企轉向亞洲市場、東南亞工廠調整供應鏈、拉美國家擁抱金磚體系時，一個清晰的信號已然浮現：通過脅迫贏得的協議終將被時間瓦解，而被迫低頭的國家和地區正悄悄用行動抵制單邊主義。美國一些人肆無忌憚的極限施壓，恰恰成為全球“去美國化”的催化劑。

（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