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指出，黨的新聞輿論工作是黨的一項重要工作，是治國理政、定國安邦的大事。重視新聞宣傳工作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尤其是延安時期，我們黨的新聞宣傳事業逐漸成熟壯大，在斗爭中新聞宣傳隊伍不斷強大，打破了敵人的新聞輿論封鎖，取得了輿論斗爭的主動和最后的勝利，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推進根據地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后來新中國成立后推動新聞宣傳工作不斷向前發展積累了寶貴經驗。

全黨高度重視成立新聞宣傳領導機構

延安時期，我們黨高度重視新聞宣傳工作，設立了新聞宣傳工作最高領導機構，負責制定黨的新聞宣傳方針政策，管理報刊、通訊社、出版發行、廣播電臺等新聞機構，對內作為開展思想文化交流、組織動員群眾的重要工具，對外是打擊敵人的銳利思想武器。新聞宣傳領導機構負責人一般由黨的最高領導人擔任，黨的領導人既是新聞宣傳機構的領導者，又是新聞稿件的撰寫者。1936年5月，中共中央長征到達延安后不久，為加強對黨報的領導，黨中央在瓦窯堡成立了由張聞天負責的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1937年3月，中央決定由張聞天、博古、凱豐和周恩來組成黨報委員會。1943年3月，中央機構精簡和調整后，設立中央宣傳委員會，由毛澤東、王稼祥、博古和凱豐4人組成，毛澤東任書記，作為中國共產黨新聞宣傳工作中的最高領導機構，統管著中央宣傳部、解放日報社、新華社、中央黨校、文委和出版局，取消中央黨報委員會。

在黨中央的號召和領導之下，各地逐級設立宣傳委員會，委員會成員主要由各級領導擔任，實現了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新聞工作與組織工作的聯系加強。為充實和健全各級宣傳機構，進一步提升黨的新聞宣傳效果，加強宣傳工作中的規范和統一，中央宣傳部對各級宣傳部門的機構設置、業務開展作出了詳細規定，要求“各級宣傳部尤其是高級的宣傳部，必須有定期的工作計劃的確定與檢查”“下級宣傳部必須利用各種可能向上級宣傳部作定期的各方面專門的工作報告，而上級宣傳部也必須及時提出一般的和具體的指示，在環境許可的情形下，上級宣傳部須采取直接巡視和考察的制度”。為使黨的新聞工作更加高效地服務于黨的各項事業的開展，1942年，中央宣傳部對新聞宣傳工作與黨的組織工作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必須把宣傳部的工作接近于黨的實際活動。各級宣傳部對中央及各地高級黨委各項政策和決議，務必貫徹始終，宣傳解釋，檢查反映，不要離開當時當地的實際問題去空空洞洞地宣傳。”為加強新聞工作的黨性，密切新聞工作與黨委工作的聯系，中央宣傳部還明確要求黨報編輯部要與黨的領導機關密切聯系，黨的領導機關要高度重視黨報編輯工作，黨報要及時報道黨的政策主張、抗日工作及群眾生活，要在頭版或用幾個版面來報道根據地的情況，同時要密切與通訊員或撰稿員的溝通，注重新聞報道深入群眾生活、反映群眾需求，體現黨的意志，反映黨的主張。新聞宣傳領導機構的成立，為職業新聞記者的培養和通訊員隊伍建設提供了堅實的組織保障，標志著我們黨新聞工作的進一步統一和成熟。

適應形勢需求培養職業新聞記者

隨著新聞宣傳事業的快速發展，職業新聞記者的專業化培養也變得尤為迫切和重要。當時從事新聞工作的主力主要為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和從敵占區或國民黨統治區來的青年，他們或囿于國外新聞理論的枷鎖，或從未經歷過專業系統的新聞教育，新聞工作能力有限，認知水平不高。為解決職業新聞記者人數少、業務水平低的情況，黨中央決定選拔兼具黨性修養和理論素養的人才委以新聞宣傳工作重任，并提出“新聞宣傳工作者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要熟悉黨的路線與政策，要對中國歷史及社會知識有一定認識”，同時要求各級黨校積極培養新聞宣傳人才，提升新聞宣傳人才的素養。在增強新聞工作者黨性修養和業務修養方面，時任《解放日報》社長博古強調，新聞工作者既要“有豐富的知識，對邊區要熟悉，能懂得黨的政策”，也要“掌握寫作技巧，經常學習和研究新聞理論和別的通訊社的新聞稿”。

為增強新聞宣傳的組織性和戰斗性，增強新聞工作隊伍的純潔性和正規性，毛澤東對新聞工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期望和要求。這一時期的新聞工作者脫掉了知識分子的高傲習氣，恭敬勤勞地向群眾學習，深入農村、走向田間地頭，與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密切聯系群眾、與工農兵相結合，實現了從“無冕之王”到“人民公仆”的巨大轉變，逐漸成長為立場堅定的無產階級新聞戰士，為我們黨新聞人才的培養積累了經驗。

廣泛深入群眾發展壯大通訊員隊伍

延安時期，新聞宣傳工作的全面發展離不開專業的新聞工作者，更離不開廣大通訊員的積極參與。當時黨中央倡導“開門辦報”，不僅要求黨的領導干部要積極寫稿投稿，還要求廣大黨政軍民中的一般黨員干部、廣大群眾積極寫稿，培養了大批通訊員隊伍。毛澤東指出，我們的報紙要靠全體人民群眾來辦，靠全黨來辦，而不能只靠少數人關起門來辦。依靠群眾辦報紙，成為延安時期黨領導新聞工作實踐的優良傳統。

通訊員隊伍的建立實現了黨報與人民群眾之間的雙向聯動，使黨報與地方群眾密切聯系起來。為完善和擴大通訊員隊伍，革命根據地積極加強通訊員隊伍建設工作，在縣、區、鄉設立通訊員，并分別設置相應的通訊處，受當地地委和報社雙重領導。陜甘寧邊區文盲率很高，有的村甚至達到了99％，很多通訊員是參加抗日工作后才開始識字的，有些人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寫。當時，為了教會他們寫稿，培養其寫作興趣，報社通過給予支付稿費、贈送實物等物質和精神的雙重激勵方式，使許多原先目不識丁的工農群眾都投身到新聞寫作中。特別是在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通訊員隊伍更是急劇壯大。新華社到1945年抗戰勝利時，已經擁有近3萬名通訊員。1948年，僅在華中解放區的通訊員已經有4.6萬多人，每月平均投稿約3萬篇，有效地保障了各類黨報的消息和新聞來源。發展工農通訊員與基層干部通訊員有效地壯大充實了通訊員隊伍，更好地走近了群眾，實現了依靠“群眾辦報”，有力地促進了延安時期新聞事業的發展，也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進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新時代新征程，我們黨所面臨的形式任務更加艱巨復雜，黨的新聞宣傳工作也面臨更大考驗，我們要借鑒和吸收延安時期新聞工作隊伍建設的寶貴歷史經驗，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加強和改進新聞宣傳工作，為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作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