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路出家、自稱“野生導演”的王一淳，把自己與知名影視上市公司歡喜傳媒的恩怨糾葛擺到了臺前。

6月13日晚間，王一淳發布了一條向稅務部門“實名舉報歡喜傳媒稅務虛假抵扣”的微博。

王一淳在微博中表示，因為歡喜傳媒全資子公司歡歡喜喜（天津）文化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統稱“歡喜傳媒”）投資拍攝她的新片，所以曾給由她出面成立的承制公司支付第一筆551萬元的制作費用。但在疫情壓力下，歡喜傳媒暫停了后續投資，解決方案未達成一致，歡喜傳媒將王一淳告上法院，法院判決要求王一淳方面返還此前支付的新片投資款。 王一淳表示，歡喜傳媒在收到投資款后，未按相應金額予以退稅沖紅，屬于稅務虛假抵扣。

針對王一淳的實名舉報，歡喜傳媒予以否認。6月14日，歡喜傳媒方面向記者書面回應稱，按照法院判決書規定，歡喜傳媒應就退款金額（約）505萬元開具紅字信息表，對方一直堅稱應將551萬元投資款發票全部退還。

應按照505萬元進行退稅沖紅，還是按551萬元？這便是歡喜傳媒是否涉嫌稅務虛假抵扣的焦點，也是雙方爭議的焦點。

王一淳：給歡喜傳媒白干一年活 反而需倒找129萬?

2016年，并非科班出身、影視工作經驗近乎為零的王一淳，將自編自導的電影《黑處有什么》搬上大銀幕。彼時，她曾接受記者采訪，講述了該片誕生的過程。“300萬制作費自掏腰包，2015年該片憑借在FIRST青年電影展斬獲最佳導演獎，和和影業于2016年初全資收購該片。”

此后，王一淳在影視圈嶄露頭角，但她始終是“半只腳踏入”，創作步調不快，也沒有大資本的介入。

而王一淳與歡喜傳媒的矛盾，早在三年前就已埋下。

2019年，她開始籌拍第二部電影《綁架毛乎乎》，該片在劇本階段獲得上海國際電影節創投單元獎項。疫情之前，歡喜傳媒在看中此片后，開始與王一淳進行投資合作。“（雙方）約定以歡喜出資、我出面成立承制公司（靜深影業）、收取0承制費的形式來完成我的新片《綁架毛乎乎》的制作。”王一淳在舉報文章中說。

2020年4月，項目如期開始籌備；5月，歡喜傳媒向靜深影業賬戶打來累計40%制作費551萬元；6月，歡喜傳媒方面叫停了該項目。歡喜傳媒給出的理由是：“暫停這個項目是公司的商業決策，疫情過后，公司正在對目前的項目進行重新評估，最終決定將我們這個項目暫停。”

對此，2020年6月8日，該項目制片人提出，歡喜傳媒系單方面解約，需承擔違約責任。“建議繼續籌備，承制方靜深（影業）另行融資，歡喜已投資的資金按實際項目的實際成本占投資百分比。”

但制片人提出的解決方案，未得到歡喜傳媒方面的認同。一周后，歡喜傳媒就將“財務、法務、行政只有我（王一淳）一個人的靜深影業告到了北京朝陽法院”。

一年以后，法院判決結果顯示，靜深影業應返還歡喜傳媒投資款505萬元。再加上賠償歡喜傳媒損失、違約金，支付案件受理費等，靜深影業總共需要支出583萬余元。“因為影片籌備期已經支出96萬多，此時靜深影業賬戶余額是454萬，也就是余額之外，靜深影業還需要另外返還歡喜傳媒129萬元。”

“靜深影業由我出面成立，這就意味著這筆錢我要個人支付給歡喜傳媒。”王一淳在“實名舉報書”中寫到，“在此之前，雖然我和歡喜傳媒簽訂了新片的劇本轉讓和導演協議，并按歡喜傳媒要求開具了前兩筆費用的發票，但歡喜傳媒并未支付我一分錢劇本轉讓費和導演費，只是將我的劇本版權轉移到了他們的名下。”

“所以在法院判決后我面臨的結果是，在給歡喜干了一年活兒之后，我沒拿到一分錢編劇費、導演費、承制費，還要倒找他們129萬，如果不支付，就連自己劇本的版權也是他們的了。”王一淳稱，為了拿回劇本版權，2021年10月，她支付歡喜傳媒106萬元，歡喜傳媒將劇本版權轉回給她，但表示將繼續追討剩余的22萬多元。

歡喜傳媒：王一淳拒絕履行生效判決書

法院判決書顯示，歡喜傳媒將靜深影業告上法院的原因是，在2020年6月初（暫停項目之前），發現靜深公司在未經歡歡喜喜公司（歡喜傳媒全資子公司）知悉和審批的情況下，擅自將公司匯付至共管賬戶中的影片開發費用支付給其他第三方，尤其是王一淳的私人工作室毛乎乎工作室。

歡喜傳媒認為，靜深影業此舉嚴重違約。要求與靜深公司解除承制協議，靜深公司返還款項并賠償損失、支付違約金。法院裁決支持了歡喜傳媒的訴求。

“他們說的私人工作室就是指的青島毛乎乎工作室，這個工作室和靜深公司一樣，是在歡喜授意下，我出面開設的，用于為劇組提現，支付一些沒有發票的小額款項，這個做過劇組的人都知道，可以說青島毛乎乎工作室和靜深公司都是承制體系的一部分。”王一淳在微博上就此回復稱。

同時，她還曬出了在項目籌備階段發給歡喜傳媒方面的報銷清單，其中有成立靜深影業和青島毛乎乎工作室的費用報銷。“所以，他們對這個財務流程不僅知情，而且是授意、受益。”

6月14日，歡喜傳媒方面向每經記者提供了案件一審、二審判決書，并公開聲明：歡喜傳媒與王一淳的合作糾紛是非曲直已由法院審理和認定。王一淳導演拒絕履行生效判決書，法院采取強制措施是合法正當程序。

稅務爭議：稅務抵扣金額到底是505萬

還是551萬？

雙方的糾紛，并未因二審判決而平息。“今天（6月13日），我接到了法院要對個人進行強制執行的電話。”王一淳在舉報材料中表示。

2021年底，王一淳接到了稅務局的通知。“因為靜深曾經收到歡喜傳媒551萬投資款，并給歡喜傳媒開具了相應的發票，除非歡喜傳媒退回或沖紅之前的發票，否則靜深需另繳近百萬的企業所得稅。”王一淳在舉報材料中說。

為了讓歡喜傳媒方面“退回或沖紅之前的發票”，雙方又經過一系列的溝通。直到今年2月28日，王一淳接到歡喜傳媒方面的回應：“歡喜傳媒決定依據稅法相關規定予以退稅，此案執行案款的沖紅退稅金額為5051799.52元。”

沖紅退稅505萬元，與當初的投資款551萬元，差了46萬元。“這個金額我也不知道他們是怎么算出來的。當時靜深收到歡喜投資款551萬，靜深給歡喜開出551萬增值稅發票，現在歡喜已收回全部投資款，他們理應按551萬進行退票沖紅才對。”

“直到今天（6月13日），我沒有接到歡喜傳媒任何退稅操作，也沒有任何人和我溝通退稅的流程和金額。”王一淳說，“今天，我實名舉報歡喜傳媒稅務虛假抵扣。”

關于王一淳所指控的稅務虛假抵扣，歡喜傳媒財務方面也對每經記者做出了回應：“第一，我們不存在直接退對方稅的事情，我們應該就退回的款項開具紅字信息表。第二，判決書判定我們應收到的退款金額是5051799.52元，我們應就此金額填開《信息表》，并非對方所說需要退還發票。2022年2月28日，我提出發票解決方案。但對方一直堅稱我們應將551萬投資款發票全部退還。雙方未達成一致，故未完成《開具紅字增值稅專用發票信息表》填寫，但我方已做好相關稅款處理分割，相應的進項稅額在留抵稅額中。等待雙方達成一致后，即可按稅法規定填開并上傳《開具紅字增值稅專用發票信息表》，做進項稅額轉出，待取得銷售方開具的紅字專用發票后，與《信息表》一并作為記賬憑證。”

歡喜傳媒在影視圈頗為知名

2015年，資深制片人董平聯合導演徐崢和寧浩，借殼21控股有限公司上市，隨后將21控股改名為歡喜傳媒，徐崢和寧浩也將自己6年內電影作品的獨家投資、制作權和優先發行權交給了歡喜傳媒。很多觀眾對董平不熟悉，但他曾參與制作過《大宅門》《讓子彈飛》《鬼子來了》《臥虎藏龍》等多部作品。

雖在港股上市，但近幾年，多部大片背后都有歡喜傳媒的身影，例如歡喜傳媒獨家投資并制作了《囧媽》，參與出品《我不是藥神》《奪冠》《我和我的家鄉》《一秒鐘》等。

歡喜傳媒的獨到之處是“導演合伙人制”，綁定大導演。據統計， 歡喜傳媒共與14名導演簽訂過獨家合作協議，其中股東導演有7名，包括王家衛、陳可辛、顧長衛、張藝謀等。